在人群中做人是儒家学说的基本目标。

由此我们认为，行政机关就某些法律问题所给出的意见虽然对于司法机关认定法定犯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不能被完全采信，司法机关应根据对法律的理解进行独立的司法判断，保持独立的立场。综上，法定犯是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的竞合，关于刑事违法的部分涉及到事实认定和对行政法规的理解。

一、法定犯的概念 法定犯又称为行政犯，是指违反行政法规，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情节严重的行为，法定犯具有刑事和行政双重违法性。这些文件都具有行政认定的性质。特许的功能则在于保证国家通过垄断达到对某种资源的行政干预，以实现配置资源的配置资源目的，经过特许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具备一定的物权属性。根据《行政许可法》第2条规定，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实践中也的确存在一定的滥用情况，如果把所有违反行政许可的行为都作为此罪第（四）项的规制对象来处理，将会使非法经营罪成为事实上的口袋罪，此处应慎重对待，严格限定入罪范围。

没有明文规定，这两个概念应做同一理解。（三）法定犯的行政认定 法定犯的构成要件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在认定犯罪时，相关的行政部门具有一定的话语权。[1]参见舒国滢：《求解当代中国法学发展的戴逸之问》，《北方法学》2018年第4期，第5页。

[20]这些内容被视为属于任何法秩序的一般性内容。分析法理论的优势体现为，从微观层面对个别基本概念进行精致化的结构和要素研究，提高结论的逻辑严密性。[91]参见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清华法学》2017年第4期，第32页以下。在今日之中国法学界，如果没有受过长期的专门训练，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基本不可能相互了解他科学者们所使用的术语及其学理争议点所在。

前者包括狭义法学（部门法学和比较法学）、价值性法律科学（法政策学）和法律史学。[32]他还总结了这门新的法律科学的三种作业方式，即有限范围内的哲学化、超越实在法律科学之个别分支的一般化，以及直接致力于法学基本概念的研究。

[48]参见前引[43]，凯尔森书，第20页以下。[80]这种行为之所以有法律效果，还是因为有法律规范的授权，因为权能本身就是一种规范性权力。无论是社会目的或社会利益，还是自由法或活法，都带有明显的社会学色彩，故而这一分支可以被称为社会法理论，而与之相对的一般法学说则是一种分析法理论。如果有一天中国形成了自己的法学教义体系，基于对部门法学概念进一步抽象化而来的基本法律概念体系必然会彰显出中国特色。

其三，中国的法理论研究迄今为止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18世纪中叶，德国的大学要求所有的学院都开设一门导论性课程，为的是给具体学科的学习提供一种准备性的认识。它还能对部门法学进行解剖式观察，洞悉其知识和方法上的局限，从而保有反思和修正的可能。这一学说最早来自于民法学者萨维尼。

在此意义上，回到法理论研究中去，就成为当下摆在中国法理学者面前的迫切任务。它们的对象并不是超越时空的事物，而是特定语境中的实在法。

[31]贝格鲍姆提出，法哲学的新精神在于建立一种哲学性的法学说，它包括实质法哲学与形式法哲学两个部分：实质法哲学处理的是历史上出现的法的内容，它要探寻和说明基于各种动机的规范性法律内涵，核心是寻找法所表达出的实质法理念。由于科学范式的转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不可能去传统的法哲学中求得，也不可能在有着固有局限性的部门法学中找到。

体系学最终成为了法律科学的重要标准：法拥有自身的内在统一性，法学的科学性依赖于对这种统一性的说明。默克尔之后，创始阶段的一般法学说又可以被细分为三个时段。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和开放的体系，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基本科学，不能被放弃。基于经验基础上的新科学观，要求去形而上学和去实质价值化，导致了理性法信念的动摇，进而也就不可能再将实在法建立在超实证的、先验的原则的基础上。可见，法理论在逻辑上产生于诸部门法学概念被不断一般化和体系化的内在诉求，产生于教义性研究本身无法彻底满足科学性之要求的局限。远离先验原则而返归实在法的努力最明显地体现在教义化的部门法学之中。

[70]Vgl. Ernst Rudolf Bierling, Juristische Prinzipienlehre, Bd. V, Tübingen: Verlag vo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1917, S.107. [71]参见前引[27]，Funke书，第92页。另一方面，与部门法学关注个别实在法不同，法理论关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实在法，即脱离于任何实在法秩序之内容特殊性的普遍的法律概念。

与德国一般法学说的诞生过程不同，中国的法理论研究并非产生自学科自身的需要，而完全是外来的产物。研究方法的自省意味着对于特定研究进路本身的二阶观察，意味着在对研究对象作出实质判断之前审视判断对象之方法本身。

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同样涌现出了一大批同主题著作。苏联传统尽管有其弊病，但也有其合理内核，要在批判性借鉴的大原则下进行继承。

[44]同时，法是一个以基础规范为顶点、由众多法律规范依据授权链条组成的动态秩序或体系。而要避免部门法学走向封闭和僵化，就必须使它与法理学相互贯通。在此视野下，法律体系并非法条的集合，而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概念—命题的体系。对于法学而言同样如此。

一旦基本权利条款被理解为具有原则属性的规范，就意味着它们在被适用时，必须要与其他规范进行权衡，而在具体情形中权衡的结果必将影响对特定基本权利条款之内容的理解。[25]随着一般性和分析性的色彩越来越强，百科全书总论离具体经验越来越远，它向作为一般法学说的法理论转变也就成为了必然趋势。

[60]如当代学者罗尔区分了狭义的法理论概念和广义的法理论概念，认为前者聚焦于法的结构和形式要素，包括法学的科学理论、法律逻辑与法律信息学、法律语言理论和规范理论，甚至偶尔也会囊括立法理论和系统论，而广义的法理论则会将法学方法论的全部范围（论证和商谈理论、诠释学、论题学、修辞学）都包含进来。[98]社会学的方法完全可以被用于研究法的概念和结构，从而将其研究成果转化为法理论。

萌芽时期的法学百科全书缘于教学的需要。出于科学性的要求，要在处理具体的和内容不同的分论之前，通过一个总论来讨论一般性概念、分类与命题，这与形式的百科全书及其体系性功能相对应。

在某种意义上，法理论往往要对部门法学的学说和命题，甚至对习以为常、被广泛接受的通说进行审视和检验，看其是否符合科学的标准。[12]潘德克顿学者试图从罗马法中寻找这种科学性基础。科尔库诺夫倚重于默克尔的学说，将一般法学说区分于法哲学以及对法律材料进行纯粹堆砌的百科全书，认为它的任务在于从技术和逻辑的视角去证实无论何处的实在法，说明这一社会有机体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并使它们关涉社会和国家中人类活动的一般原则。[95]显然，它们只适用于民事法律关系，而不能说明其他领域的法律关系。

这在大大丰富法学的研究视角的同时，也使法学开始迷失方向。一方面，作为实在法理论，法理论并不关注自然法或正义问题。

它认为，法学研究的是法律规范及其要素和相互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律秩序及其结构、不同法律秩序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在多数实在法律秩序中的统一。纯粹法学说是一种特殊版本的一般法学说，它试图以规范的范畴为基础去解释一切法律现象，并对既有法理论进行全面重构。

狭义法哲学处理的是是否存在绝对好的伦理观念，法律原则学说的任务则只在于指明法的形式条件。作为形式学说，它的任务在于，与基础性的法律思维方法一起辨识和描述法律形式和概念的核心要素。